刘太格标准化卫星城是解决中国大城市病的良方艳阳花属

刘太格：标准化卫星城是解决中国大城市病的良方

5月14日消息：中国城市近年来硬件设施发展迅猛，各种金融区、高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这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整体成果。但另一方面，北上广大城市交通拥堵，雾霾污染始终挥之不去，困扰着居民。北京最近就出台了建立“副中心”的规划消息，针对这个规划思路，记者近日在复旦大学-新加坡管理大学治理和发展国际论坛上，专访了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博士。刘博士说建立“副中心”需要先进行系统研究规划，并对“副中心”的规划进行标准量化，把北京主体内部的人口和功能进行卫星城式的分区块调整后，再逐渐迁移。同时他也谈到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，城市规划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思路，指出中国应该保留好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整体规划的关键在于划分标准区域?人口和设施边匹配边扩迁“副中心”

记者：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，合理规划已经成为大中小城市的重要工作。以北京的城市规划为例，中国的政治、文化、教育、医疗、旅游等方面的优势功能和资源几乎都在北京聚集，这可能是造成人口数量过多的原因之一。对于功能资源和人口过于拥挤的状况，北京正在研究采取减负规划，例如建立“副中心”，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？

刘太格：这当然是可行的。但是不希望只强调解决人口多的问题，而是先要将城市治理得健康均衡，再把人口合理有序地分流出去，合理配套设施，这样分流出去的部分也是健康的。城内城外都是健康的，所以不要把城内和城外的关系分得太绝对。

对于“副中心”，首先，我觉得谈规划要把所有的名词来做一个量化定义。什么叫副中心呢？规模有多大，里面的建筑面积是多少？服务人口是多少？服务的半径是多少？这些概念都需要明确。现在有很多新鲜的名词，这些名词都是什么意思要先搞清楚，这也是当前规划界的一个问题。每个人都在说一些新鲜的名词，但它们到底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。如果定义还没清晰就进行规划，很容易天下大乱。

中国的城市规划需要静下心来，分析城市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，然后根据需要，和专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。新加坡独立不久，那时候也是完全没有经验的，所以新加坡政府就找联合国[微博]城市规划署在1968年到72年间为新加坡做一个概念式规划，当时的规划成为今天的新加坡基本雏形，而且政府很注重这个方案的延续性。幸运的是，1972年的概念式规划到今天来看，还是非常合理的。

记者：先均衡调整人口和基础设施的比例，再迁出。就像医学抽脂减肥一样，如果不调整身体和饮食，接下来还是解决不了肥胖。现在北京作为首都，面临着外地来京的人口压力非常大，您有何规划建议？

刘太格：这个关于本地外地的人口压力划分我觉得还是很片面的。比如说，一个大城市切成若干个中等卫星城市，每个中等城市都有自己的配套设施。那么到底外地人到哪里去满足自身的需要，就需要根据哪个区块城市的设施比较好来定。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外地人，北京本身2000多万人口，本地人的需求就不得了了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政府可以把中心打散，学校、医院，甚至文化中心均衡设立。以新加坡为例，新加坡有中心医院，每个片区都有它的医院，每个医院有它特殊的技术能力，换言之也是一个区域性的医疗中心。有很多人从俄罗斯甚至中东到新加坡治疗，因为我们的医疗技术很好。但病人并不一定都需要到中心医院，他可以根据区域医院的不同特色，进行选择。?具体来说，首先应该先把大城市切成六七个健康的卫星城市，然后再把人口和功能部门往外划分，否则单纯迁人口和功能部门都是搞不好的。因为任何城市都需要人口支撑，而人口需要合理的基础配备，这样才可持续。所以我今天也强调，首先第一件事要敲定人口。不是说今天把大城市多出来的300万人口直接搬进新的微型城市，而是先将微型城市现有的人口和基础设施调整匹配，例如人口有三十万，你先给三十万做好基础配套服务，那么做得好的话，人口就可以增加到六十万了，那么再做配套，再迁移，逐步推进北京减负，同时也对新城市有一个合理的城市规划。

这样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家庭，有大小不等的成员。每个卫星城市可容纳两三百万人口。而每一个卫星城市都需要进行配套建设，包括中央商务区、大学等等。那么在朝阳区的民众就不需要整天跑到海淀区去办公和学习了。因为他生活上的需要在他本身居住的区域就已经得到满足了。这样做首先可以解决交通问题，其次会把北京变成一个低碳的城市，最后将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。

总的来说，我认为解决内部的问题就是解决外来的问题。先对城市进行一个系统化的规划，而不是建立副中心。没有系统化的规划，我们并不能认为北京的副中心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

记者：您的意思是，先以划分区块为基础，然后再向外扩展。先解决内部问题，再设置副中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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